今年初，麦肯锡中国区主席、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倪以理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，当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寻求增长之际，下一个“中国”还是中国。

作为麦肯锡中国区的掌舵人，倪以理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充满信心。

不过今年以来，中国内外需疲弱，居民和企业信心不足。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中国经济发展数据显示，投资、消费、工业均不及预期。

在接受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专访时，倪以理谈到了市场信心不足、外资企业现状以及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挑战等热点问题。

倪以理认为，中国经济是稳健发展的，5%的增长是理想状态，是健康的。目前年轻人就业率低只是暂时的。长期来看，中国不用担心失业率问题，但是人才错配的问题需要人才和社会的双向努力。

他表示，大部分外企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。“中国市场的重要性、规模和增长是无法取代的”。对于外企来说，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并不是地缘政治问题，而是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压力。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“变革”以及如何增加差异化提升自身的竞争力。

麦肯锡供图

年轻人就业率低是暂时的

《国际金融报》：您在年初表示“The Next China is China”，对中国市场充满高度信心。但是今年以来，中国经济增长不及预期，您如何看待今年中国经济的现状？

倪以理：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的确缺乏信心。年初大家普遍抱有疫情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复苏、高速发展的幻想。但实际看来，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还面临一定挑战。

首先，中国经济增速不及从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，中国经济肯定会步入一个中长期发展的阶段，每年GDP增长4%-5%是较为理想的状态，疫情三年让大家逐渐淡忘了这个问题，而疫情结束又进一步抬高了大家对经济增长的预期，这就导致预期与实际之间产生了落差。

第二，疫情三年对中小型企业的伤害较大。很多中小型企业生存艰难，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恢复。所以一定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帮扶力度，因为他们是拉动就业和创新的动力。

第三，很多宏观、长期因素也导致了当前的局面，包括房地产市场等长期问题很难在短期解决，但大家又习惯于将一些长期问题在短期放大，致使各方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足。

我们确实面临一些挑战，需要做出调整，比如产能过剩问题。过去几年，所有的行业都在增加产能，但是受疫情的影响，需求下降导致产能过剩，进一步导致价格下降。

此外，还有地缘政治、全球经济放缓对出口的冲击等问题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。

我们能做的就是去调整我们自己的企业，当大部分企业都处于这样的业态时，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精细化运营才能提升效率，如何调整企业结构才能促进发展。

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中国经济其实是相对稳健的。放眼全球，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欧洲大部分经济体今年的GDP增长在2%左右，全球很多地方都处于经济低迷的状态。而今年中国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%左右”的预期目标，是比较健康、稳健的。

《国际金融报》：您如何看待目前我国青年失业率和人才供应错配的问题？

倪以理：目前年轻人就业率低只是暂时的。因为企业现在信心不足，更多关注于短期的状况与目标，没有决心对年轻人就业、培养做中长期投入。但是长期看来，中国不用担心失业率问题。因为中国未来将面临老龄化，现在的生育率越低，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。所以企业与社会都要多一点耐心，从长远和发展的角度看问题。

同时，人才的错配更是需要我们关注的。错配的问题从来都有，而且以后很可能会愈演愈烈。企业与学校都需要思考几个问题：无论是大专生、本科生还是研究生，是不是他们毕业之后真的就是社会面上的企业所需要的类型？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与企业需要的人才之间是否存在差距？这种差距大不大？

事实上，正是这种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人才错配加剧。

要解决好人才错配的问题，需要人才和社会的双向努力：

人才方面，需要强调真正意义上的“life-long learning”，即终身学习。学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并不意味着学习就结束了，而仅仅只是人生中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，也是下一个学习阶段的开始。与此同时，人才也需要对自己的就业规划做一些调整，进一步学习最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。

社会方面，需要多一点对人才的责任与关怀。目前，中国甚至是全球的企业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：一方面企业内部在辞退一些不需要的员工，另一方面市场里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人才。

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：一是社会层面上政府、教育机构增设更多的成人培训，帮助成年人学习技能实现再就业；二是企业内部多一点耐心、责任与关怀，为人才提供更多调整、进步与成长的空间。

中国市场无法取代

《国际金融报》：疫情期间有外资企业唱衰中国或撤资的声音，您所接触的外资企业现在是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？

倪以理：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，外资企业经历了20年高速发展，都进入了一个要自我审视、重新布局的这样一个阶段。所以这几年很多外资企业都在复盘、规划下一个20年要怎么做。

而这其中有一些外资企业是在华发展不太成功的。他们的产品、品牌、服务在中国市场很难创造更多需求，或者没有完全克服中国市场的各种挑战。但同时，中国市场却越来越成熟，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对于这部分企业来讲，撤资成为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。真正离开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肯定是少数，部分外资企业离场是竞争环境导致的。

从近期和外企的交流发现，更多的企业在中国是做到了一定规模，也是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的，他们基本上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，中国市场的重要性、规模和增长是无法取代的。

比如在汽车行业，有的外资企业收入50%来自中国市场，消费品行业20%-40%收入来自中国市场。中国市场是全球第一的，他们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如此大体量的市场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外企放弃中国市场是伪命题。

但由于中国市场进入了一个中长期发展的阶段，企业间的竞争更激烈，更新迭代也更快，外企在思考以后要做什么样的转变迎接新发展阶段。而在这个问题上，外企跟中国企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
对于外资企业来说，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并不是地缘政治问题，而是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。

中国的消费者和企业都是非常精明的。只有性价比高的产品才会受到大众的欢迎。所以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需要检查和复盘，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，不断扩大规模，拓宽市场。

在中国最成功的外资企业肯定是本土化做得最深的企业。首先，他们会合理利用中国的人才；其次，是持续创新。中国是很大的消费市场，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与力度很高，外资企业在这方面有差距。中国对于性价比的追求需要外资企业学习。

中国企业要变革

《国际金融报》：您觉得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

倪以理：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“变革”。

这个“变革”可能是从以前的注重规模到现在的注重质量；从以前粗放型的产品到现在精细化的产品；从以前总裁指挥、员工执行，现在要变成一个更注重团队意识的集体。

企业里面的各种角色，都要更加专业化，这些改变需要深入到企业的核心、企业的DNA和企业的文化之中。但有时候一家企业本身很难刀刃向内，进行自我革命。

大部分企业都缺少变革的决心与韧性。因此，中国的企业能坚持做10年、20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更不容易的是，怎样在未来的下一个20年里还能继续发展。

当然也会有一些成功的经验，近几年中国企业里成功的也很多，不同领域的顶尖企业中很多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。这也证明中国有培育这样优秀企业的土壤。

麦肯锡咨询公司调研表明，过去几个月，全美下载频次最高的APP中有30%中国企业开发的，包括TikTok、Temu等。中国最成功的一批企业，对于供应链效率的追求程度之高，即使放到全球也是遥遥领先的。

可以说，他们定义了一种模式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的电动车产业，现在很多国外汽车公司也投身到这个行业里，在经历了好几年的竞争之后发现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极强，纷纷向中国企业学习。

《国际金融报》：对于中国本土的外向型企业来说，在当下的宏观环境中应该如何继续保持竞争力和创新？

倪以理：有很多中国的出口企业是服务国外的某一个板块的，比如服装生产和出口设备的厂家，当国外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他们是很被动的，当需求没有增长的时候，对供应商就会产生影响。

所以对于重资产企业，即着重于生产的企业来说，他们面临着一些关键决策。企业需要思考他们的出路是什么。从长远的角度来说，要思考他们在供应链里的价值是什么。

其次，他们要思考企业的差异化。在过去，很多中国企业同质化非常严重，大部分中国的工厂没有差异化，唯一的差异化是价格。这个时候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，当价格都相同时，如何在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？如果价格、人力不是最便宜的，如何找到竞争力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认为我们要更实际一点，考虑在未来，如何增加企业之间的差异化，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。

《国际金融报》：随着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，会出现一些产业转移现象，您觉得我们跟东南亚国家相比，竞争优势有哪些？

倪以理：对于生产低价值产品的企业来说，我们没有竞争优势。因为东南亚国家的工人工资更低，生产成本也就相对更低。

但这也变相证明了中国的人均工资增长了，中国在向高价值链攀升，这是值得自豪的。

现在我们做的最有竞争力的领域是机器人、手机、电脑、汽车、太阳能、风能……靠人力的低成本难以掌握核心竞争力，最终还是会遭到淘汰。最好的例子就是广东省，早期80年代在广东的企业现在基本都不见了。我们已经往产业链的上游、向技术层面的行业发展。

我们的优势还有很多，比如中国的供应链效率要高得多，中国员工的效率很高、执行力也很强。此外，中国的物流和交通是一大优势。中国的竞争力还是很明显的。

从“医生”到“伙伴”

《国际金融报》：今年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热度很高，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新型的AI技术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？

倪以理：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我们的生产力，也可以增加市场的多样性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没有人想到人工智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如此大的影响。

因此，我们也想象不到人工智能未来会对人类产生多大的影响。但是我认为如果人类可以和机器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社会系统，便能极大提高生产力。

再回到宏观方面，中国现在生育率降低，劳动力不足，也许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相比于被机器代替，人类更有可能合理的利用AI。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才错配就可以利用AI帮助我们解决。

《国际金融报》：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宏观环境的变化，咨询行业如何应对客户需求的转变？

倪以理：时代在改变，企业生态在改变，企业竞争环境在改变，从而导致整个技术行业都在改变。

最近几年麦肯锡也在做一些创新。二十几年前，我们倾向于做宏观策略，但现在我们更倾向于与企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，形象点说，就是从“医生”到“伙伴”的转变。

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企业可以依赖我们，而我们不会离开。目前我们最长的合约已经达到了5年。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逐渐成为企业生态中的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。